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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章（第5页）

并且，不止如此，在众多学者的评价里，明代是我国传统帝制治理模式下，法律普及最全面的时代，却同时也是法律治理最为严苛的时代。

凌迟等肉刑早在汉朝汉景帝的时候废除，但是在明朝又得以恢复。

而东西厂的设立，令监察机制畸形展，几乎沦为皇帝专权的工具。监察制度一路传承，终于在此处转了个弯。成了害群之马。

此外，明成祖确立内阁制之后，内阁大臣与皇权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外戚侵权成为有明一代的历史恶例。后期明朝内斗非常严重。】[8]！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

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久后临刑时，也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做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终年四十七岁。

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文天祥面色如同生者一般。后又在他的衣服中现他生前所作的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3]

“……”

众人又是默默洒下一杯酒，以做祭奠。

好将军。

好儿郎！

南宋这一朝实在是造就了不少悲剧，可另一方面这样的环境，也凸显了岳飞、文天祥这些可敬可叹之人的可贵之处。

实在不忍。

又怎么能忍呢？

……

叹息之余，众人转念一想，又感觉到元军与我们的区别。

不过话说回来。

主动起战争的民族到底是不同的。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到底是外来的民族，这一路始终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入主中原后却也开始模仿我们的文明文化和制度。

……

【除疆土广越之外，元朝还有对后世影响深远、最值得一提的制度，拿便是元朝的行省制度。

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确立了两都制的政治框架，开启了两都巡幸制的前奏。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大元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

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另外，政治上，元朝中央的制度基本参考唐宋，但是又有所改动。

元朝的行政机构里，“内则有刑部、无大理（寺），其制为最不善；外则置廉访司以统一刑名，其制又独善。”

中央最高机构为中书省。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以下，设右、左丞相为实任的宰相。下设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设尚书、侍郎分理政务。】

【元朝的特色在于大宗□□，这是是蒙古国初期掌刑政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演变而来。《元史·刑法志一》所载“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治之”，指的是其常职。

其中，在元朝，又由于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地位较前代尤为重要。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担任。中书省除为决策机构外，还负责直接管辖都大都附近的腹里地区。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

过时置时废。】

【以及，展到元朝的时候，元朝的最高监察机关还是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传统的御史台三院，台院并入察院，仍“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殿院变为殿中司，掌纠举朝会百官失仪、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之事。

在地方则设立两个行御史台，作为中台的派出机构。一是监察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南台），一是设在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西台）。

中台和行台之下，复分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司（初沿宋制称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改）。

中台直接管辖“腹里”地区的“内八道”，南台辖江南十道，西台辖陕西四道。中台、行台与肃政廉访司相衔接，构成了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

岁寒生说到这里顿了顿：

【不过元朝灭南宋，建朝98年间，居然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这是不可思议的。混乱的年代里，常常朝令夕改，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时存在多种意见相悖的法令法典，而社会越是稳定，法令也越是稳定。】

【元代法律，但司法具有半军事化特征。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有断理狱讼的审判权。所设大宗□□（札鲁忽赤），专“掌处决军府之狱讼”。

“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是蒙古旧制与汉法的混合物，在制度基本上是“附会汉法”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消灭克烈部和建立蒙古国以后，相继布了一系列“札撒”（法令）。

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札撒和古来的体例”，用蒙古文记录，称为《大札撒》。内容包括那颜背叛君主者处死、擅离职守者处死、马畜盗一赔九等，以及其他保护游牧经济、社会秩序及民族习惯和禁忌的规定。

成吉思汗即位六年（公元1211年）时，接受金代降将郭宝玉颁新令的建议，颁《条画五章》：凡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等。

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大会诸王百僚时，布了《条令》，对诸王集会、宫禁、军规军纪、盗马、妇人妒忌等作了禁约乃至处罚规定，尤以军规军纪为多。】

【元代的立法思想到元世祖忽必烈时生了变化。

先在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颁布时（公元126o年）提出“祖述变通”。

“祖述”即“稽列圣之洪轨”，指要沿袭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汗国的制度；“变通”即“讲前代之定制”欲参用金宋以来制度，即所谓汉法。后一项是忽必烈受汉人儒士影响而形成的。这也基本上为元代立法所遵循。

二则是蒙汉“因俗而治”而带来的异制。元代仿照辽代“因俗而治”办法，在婚姻立法等方面明确规定蒙古人不适用汉法规范。在司法上由大宗□□掌理蒙古、色目人犯罪案件，也含有因俗而治的用意。

但蒙汉异制的主要出点是保证蒙古人的特权。元法

赋予蒙古人在任官、刑罚方面一系列特权，反映了其民族压迫的色彩。

没办法，这是其他族当权时的‘特色’。辽金时，已经有这样的屈。辱了，但是到元的时候更甚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