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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生了冲突，而在秘密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1dquo;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1dquo;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1dquo;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1dquo;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1dquo;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欢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