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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2 章 文学与文化影响力3（第3页）

《淮南子》的创作来源也与《吕氏春秋》相似，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

《淮南子》本名《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淮南子》的主体，《十二纪》以四季十二月为基本框架，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联想，涵盖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兼容了儒、墨、道、农、兵诸家之说，难怪作者们骄傲地自称《吕氏春秋》是“是非可不可无所遁”，这句话恰显示了他们欲包容天下的思想与知识的野心。

。

刘彻的表情猛地阴森起来：“吕不韦是权臣，淮南王刘安想做什么？”

吕不韦让门客修书是为了拉拢天下文士，那皇叔刘安让门客仿造吕不韦修书是为了干什么？

而《春秋繁露》又是另一种风格的《吕氏春秋》。

董仲舒被称为汉代第一大儒，在他的哲学书籍《春秋繁露》中所包含的思想，一方面是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以宇宙的缔造者和政治的最高主宰者“天”作为终极支点，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吸取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甚至是民间的巫术传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神学体系。

董仲舒又惊又喜。

无论是“汉代第一大儒”的美名，还是他的《春秋繁露》传世，都让他觉得此生无憾。

“还好还好，明清的迂腐儒生没有拖累老夫！”董仲舒不由松了一口气，看来后世子孙对他还是认可的，不枉费自己的一番苦心。

司马迁作为千古留名的史学大家，所著作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

这五体各有其渊源所自，但司马迁将这原来分散的、各自独立的五种形式有机地组织起来，纳入了一个全新的、严整的新体系，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华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的儿！这司马迁是我儿！”

汉武帝朝堂上，司马谈激动地连连对大臣们骄傲介绍还没入朝的儿子司马迁。

“不错，你生了个好儿子！”刘彻很高兴，又是一个大文豪，又是自己朝堂中的，很不错！

“赏赐千金！好好写！”刘彻刚说完，突然想起天幕似乎嘲讽过他是个“割鸟帝”，还阉割了一位史学家司马迁？

天幕骂别的皇帝他不一定记得，但是骂自己的一定记得很清楚。

刘彻眼神闪了闪，但是快速将之抛到脑后：“嗯，你养儿有功，再赏赐千金！”

就当是弥补那残酷的宫刑吧……

司马谈沉浸在儿子完成了自己心愿的巨大喜悦中，根本还没想起儿子的悲惨遭遇，突然连着被赏赐两次千金，激动的大脑满是黄金和史书，什么都记不住了。

同样记得天幕对汉武帝用刑偏好的主父偃眼神怜惜：傻子，陛下这是给的医药费……

我们可以看到，汉初的散文风格受到秦朝影响，与秦汉两个崭新的大一统帝国形态密不可分，这也是文人被社会形态影响带来的宏大风格。

西汉著名的散文家还有贾谊和晁错。

贾谊的代表作是我们都学过的《过秦论》和《陈政事疏》。晁错的代表作是《论贵粟疏》。

嬴政看着天幕上放出的《过秦论》，冷笑赞道：“好！”

好一个《过秦论》，文辞华丽地分析大秦的过失，从秦国先王说到秦末农民起义，从中看到了一个短暂的秦国历史。

为了报答大汉这位文豪，嬴政决定也赞美赞美对方。

“扶苏，去写一篇《过汉论》。”

扶苏：？？？

他如何写？

但是父皇都说了，他咬着牙也要答应下来想办法完成。

汉朝的正宗文学是赋，赋诗汉朝出现的新的文学形式，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从楚辞发展而来，讲究修饰，注重句子的整体美、节奏美、讲究铺陈。

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和小赋，我们常说的汉赋四大家就是以创作大赋闻名的四位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

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说扬雄的赋“闳侈巨衍”，司马相如赋“弘丽温雅”，又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共同特点就是“侈丽闳衍”，王充在《论衡》中也认为这些作者的赋是“弘丽之文”。

枚乘的《七发》2300多字，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3500多字，发展到东汉的班固的《两都赋》有4300多字，而张衡的《二京赋》更长达7700多字。这与前朝的《诗经》、《楚辞》相比，汉赋的体制、规模更大，文辞更华丽。

天幕每提到一人，就快速放出对应者的文章，虽然天幕下看不全就已经换成下一篇文章，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天幕提到的那些人名都是后世人眼中代表大汉文坛的文豪。

东方朔瞅着强作矜持的司马相如，抚须思考：难道后世喜欢司马相如那种赋？天幕完全没有提他的文，是失传了还是不喜欢？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这样评汉赋:“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张……它在描述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都确乎为后代文艺所再未达到。”

我们从文人富有夸张想象力的汉赋中也可以窥见，汉初的包容大气，和盛世时期的物产丰富。

但是随着政治的打击，朝廷风气变得黑暗□□，文人的作品风格猛地一变，变得伤怀压抑。

这一种转变，大概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前与安史之乱后的唐诗风格变化，和靖康之耻前后的宋词变化。

李世民：“……”

说汉朝就说汉朝，又提安史之乱做什么，看得好好的突然被扎心！

赵匡胤同样难受，但是他不同，他一难受，不顾形象脱下鞋子就朝看天幕看得痴迷的赵光义头上砸去！

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知识分子受到了来自于政统的残酷打击，开始借文抒情。出现了大量的感士不遇、伤时失意的主题。比如张衡的《幽通赋》、《应间》，崔寔的《客讥》，蔡邕的《释晦》以及古诗十九首等。

同时，党锢之祸带来的打击，让文学创作开始新的转向，作者们开始由对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了对主观感受的抒写，由表现类型化情感转向了表现个性化的内心体验，人的情感、欲望、个性以及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由此成为了作品的核心内容，从而宣告了帝国文学的终结。

这一规律，在后期几乎贯穿每个朝代。

扶苏惊喜：政治黑暗！党锢之祸！《过汉论》这不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