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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明自己所奏不虚，忠王阿济格部的确堪用，史可法于三月初七指挥阿济格部将、获封定义侯的谭泰督兵攻入河南野，其后传檄河南各路，号召忠义。

  明军实际是兵分两路，一路由野向南阳方向，一路由野向商南方向。

  当面顺军不敌，再次放弃已是空城的南阳，明军遂收复南阳。不过另一路由章京爱松古指挥的明军却在浙川遭到顺军忠贞营的坚决抵抗，双方交战一个下午，爱松古部下牛录额真塔吉克临阵叛变，导致爱松古部满蒙军五千余侧翼失去掩护，大溃而逃。

  顺军忠贞营尾随爱松古败兵复攻野，史可法闻顺军至毫无畏惧，上阵激励满蒙将士奋力死守，更是与其义子史德威言若其战死于野，则尸骸不必运回家乡，就地掩埋。

  “部与我等同在，我等焉不敢用命！”

  野城中数千满蒙士卒深为史可法忠义感动，人人披甲死战，无一人言退言降。

  忠贞营因为缺乏火器及攻城器械，迟迟拿不下野，又探阿济格率明军主力赶至，不得不放弃攻打野撤退。

  此战，顺军忠贞营阵亡三千余，明军满蒙兵伤亡近四千，但明军相继收复南阳、野、唐县等七座城池。

  战后，史可法向南都报捷，弘光帝闻南大捷，喜不自泣，仿崇祯朝卢象升例，任命史可法为总督河南、陕西、山东、南直、湖广五省军务经略总理，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命忠王阿济格推荐的宋献策为河南巡抚，谭泰为河南总兵。

  由史可法一手主导的南之役大是激励弘光朝人心，主伐派占据上风。

  三月底，弘光帝命原任蓟辽总督、后任山东总督的王永吉同陈洪范等料理伐北事宜，又任王溁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

  这两项任命表明弘光帝积极北伐的态度，除此以外，又依史可法奏言起用大量北方籍贯官员，并命这些人持诏书官印北上联络。

  只是，包括督抚在内临时派封的上百名官员，除了一个翰林院官杨士聪外，余者无一人动身。

  原因无它，手中无兵耳！

  那翰林院官杨士聪带了家仆数人渡江，本应经淮西之地潜入山东，不想其途经天长时却突然改道跑到了顺军控制下的高邮城，扬言反正。

  原来这杨士聪虽早年做过崇祯太子的老师，但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却悄悄降了大顺，被任为兵部侍郎。杨原是想替大顺效命，不想李自成看不起他们这帮没气节的降官，仍对杨士聪追赃两万两。杨无奈只得付清两万两换了个安然无事。

  但此事也让杨士聪对李自成感到失望，便悄悄溜出北京逃到南都。到了南都后杨士聪自是不敢对人说自己降顺之事，俨然一幅忠臣模样，结果启用为翰林院编修。

  可眼见弘光朝滥封王爵，江南又糜烂，朝堂党争不断，根本没有中兴气象。北方的6顺先是消灭满虏，后是平定西张，对前朝降官的态度与李自成截然不同，杨士聪便又生了降顺之心，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只能隐忍。

  结果便是弘光朝唯一敢于北上的官员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大顺的臣。

  消息传到南京城，当真是朝堂上下一片寂静。

  户部也没有如弘光所愿为忠王部筹集饷银百万，搜刮库藏也不过凑了七万余两。

  弘光无奈，只得向收复苏州的康王孙武进下诏，希望能够将缴获所得解一半递京。

  康王孙武进果是当朝良将，自宝华山大捷后便连奏凯歌，于丹阳迫降贼寇千余，又于太湖重创湖匪，紧急着又百里行军出现在江阴。为不使江阴百姓生灵涂炭，孙武进派人劝降奴军领、原江阴典吏阎应元。

  阎应元审时度势，率领所部奴军归降孙武进。成功收复江阴后，孙武进檄令镇江总兵张天禄领军西进同他合取苏州。

  大军未到苏州，苏州巡抚祁彪佳就派人来请康王入城。就这么孙武进不费一兵一卒就光复苏州城，且收降纳编奴军两三万余人。

  苏州的光复意味着此次江南大奴变进入尾声，随着顾三麻子、管效忠、郎廷佐等奴军领的相继归降，明军再一次控制江南局势。

  然而朝堂上下为之庆贺，弘光却是有苦难言，但事实已是如此，那孙武进尾大不掉，自家身边也尽是孙的人，饶是弘光想设下鸿门宴也无人敢当项庄。

  第八百零七章大臣束手，小臣无策

  江南钱粮重地落于孙武进之手，四镇则是连连请饷，朝堂主伐呼声也是愈激烈，有心为自己争取半壁江山机会的弘光思来想去，也只能厚着脸皮派身边内侍葛洪全持密诏前往苏州。

  密诏自是求钱求粮。

  当然，弘光不会在密诏中说这些钱粮是要用来北伐，而是说朝廷尚欠四镇钱粮若干，若不能及时拨付，恐酿危祸。

  言辞极其诚恳，大有朕如今只有康王可信可用，若康王不能解朕之忧，这天下就再无人能为臣分难了。

  不想那康王孙武进却是油泼不进，根本不接诏，还当着苏松巡抚祁彪佳、苏州知府王翰、大儒归庄、顾炎武等人面声称江南好不容易平定，如今百姓困顿，何来钱粮供那贪婪四镇。

  “所谓忠王者，满虏鞑子耳！所谓辽王者，三姓汉奸耳！所谓秦王者，窃得名器耳！所谓兴安者，流寇顺贼耳！此四贼安能为国家重器，安能护大明江山！”